妖也惜缘 中华香烟原料与品牌

  妖也惜缘:原料

  从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,上海就是依靠中央下达的烟叶调拨计划生产卷烟,上海对调拨计划的完成情况,经常向中央有关部门汇报,如全国供销合作总社、农产品采购部、商业部、轻工业部等等。一遇到灾害缺货年份,计划完成不好,我们上海的报告一份接一份向有关部去汇报,要求督促、支持,尤其是上等烟叶做中华的原料计划,请示汇报更多、更勤。在主管部门感到为难时,也不得不向国务院办公室汇报,因为一旦影响中华牌香烟的计划完成,牵涉到特需、礼品烟的供应就成大事了。国务院的办法就是开出介绍信,凭国务院介绍信去产区督促调运,产区因有国务院的介绍信也不得不作最大努力抓集中,抓复烤,抓调运,尽一切力量尽可能去完成调上海的计划。

  从上等烟叶中去挑选中华原料比例不大,当年一般仅10%左右,需要提供的数量很大。记得1980年烟叶减产,上等烟紧张,山东临沂地区有7包上等烟调到开封烟厂,省公司知道后,责成必须追回,调给上海,否则停止对开封一切调运,开封烟厂只得把7包烟叶用零担运往上海,说明了对上海调拨上等烟保证中华烟生产的严肃性。

  生产“中华”烟最大的问题是原料,刚开始生产时,用的原料全是进口烟叶,后用国产烟叶替代,质量不够上乘。1954年,轻工业部食品工业管理局派出工作组到烟厂,就“中华”烟质量问题开展调研。在研究试制国产烟叶替代中,使用了许昌、山东、福建、贵州等烟叶(从一、二级烟叶中选拔)。在计划经济的年代,中央规定,上述地区的一、二级烟叶全部调拨到上海,以确保“中华”烟的生产量。同时规定,“中华” 烟配方由食品工业管理局管理,调整配方结构须得到批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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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由于“中华”烟原料数量较少,至八十年代每年产量一般在几千箱,不超过一万箱(根据原料数量而定)。大跃进年代,原料更是匮乏,国产陈烟叶供不应求,于是采用了人工发酵烟叶工艺技术,同时,开始人工挑叶(解把挑叶)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前,烟叶由中央统一调拨,“文化大革命”中,原料供应发生困难,“中华” 烟每年生产一些,但数量甚少。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后,开始少量使用一些进口烟叶(美国、泰国、津巴布韦等),但须每年向中央申请外汇额度。

  在制丝工艺上,“中华”烟叶原料不在真空回潮机上加湿还潮,而打开烟包后在蒸叶车上加湿还潮,提高烟叶的还软性;在抽梗机上人工抽去烟梗后,烟梗降级使用于其他卷烟产品(在“中华”烟中不使用烟梗)。在卷烟工艺上,指定专用卷烟机,卷烟车速减慢(600——700支/分),卷烟纸采用杭州华丰造纸厂生产的全麻卷烟纸,同时指定生产企业必须使用浙江剑桥麻。在包装工艺上,原先全部采用手工包装,后采用联合包装机包装卷烟,特殊规格仍采用手工包装(扁盒、听装等)。在当时设备、工艺等条件相对较差的情况下,靠“质量第一”的思想,道道工序严格把关,“中华”烟无论是内在质量还是外观质量,在全国始终处于领先地位。

  

  中华牌卷烟之所以能赢得“国烟”的美誉,关键是中华牌卷烟的吸味纯净,质量上乘,富有清香之气。为了把好中华牌卷烟的质量,中华牌一问世,便得到了当时各级领导的极大关注,上至国家局、华东烟草公司和上海市公司,下至厂领导、车间领导,都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。中华牌卷烟基本上是按照“有多少烟叶生产多少香烟”的原则进行生产的。由于当时国民经济基础较为薄弱,国内烟叶供应严重不足,因此,当时的中华牌卷烟的产量也一直较低,但中华牌卷烟的质量始终保持如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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